根据审核委员会的建议，北京兴华鼎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兴华)已获委任为公司核数师，自2024年9月12日起生效，以填补中汇辞任后的临时空缺，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
经初步估算，本次台风灾害对公司造成的资产损失预计约5700万元，受损资产中部分已购买保险，保险公司正在测算定损，具体损失金额以经审计后公司定期报告为准，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少人都对民国的先生们感兴趣，因为他们无不学富五车，充满气节，学识和人品得到了后人的赞誉。而被称为“爱国老人”的马相伯，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01
马相伯生于1840年，他是江苏丹阳人。他的家族在当时颇为特殊，在百年禁教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恪守着天主教信仰。
而马相伯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屈辱与进步交织的近代时期，西学的大量涌入，冲击着古老的中华。
12岁那年，马相伯为了拓展视野，来到西风东渐的前沿上海，进入耶稣会所办的圣依纳爵中学公学（今徐汇中学）求学。作为教会学校，其教学方式与传统的私塾不同，教授各种当时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马相伯在此攻读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又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七国语言。其学贯中西的学识，在当时中国社会极为罕见。
1862年，马相伯决定终生侍奉，进入修道院学习，并在八年后成为神学博士，加入耶稣会，并被祝圣为神父。此后，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天主教数理、哲学以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不过由于与耶稣会发生矛盾，他放弃了神职，但仍虔诚地信奉耶稣基督。而他的兄弟马建忠正在从事洋务，因着这层关系，马相伯成为洋务派的重要干将。
可洋务派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仅仅引进先进技术，并没有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因此在与列强博弈中屡战屡败，甚至惨败于小国日本。这让马相伯认识到，洋务运动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救国路线。
早年求学的经历，加上对欧洲一些高等学府的访问，让他认识到西方强盛的原因，在于教育。正是科教兴国，才让西方列强拥有了一大批人才，得以在科技文化上领先世界。
马相伯确定“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的路线。开始了其教育救国的生涯。
1900年，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马相伯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包括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
其毁家兴学的举动，表明了他为中华崛起而办学的崇高心志。
02
两年后，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爆发“墨水瓶事件”，学生不满学校的专制，纷纷退学。而蔡元培就介绍一些退学的学生去找马相伯求学。
马对此非常欣喜，
就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的附属房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梁启超知道此事后，写下“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盛赞马相伯的善举。
震旦大学建立后，不少有志青年来此求学。当时陕西有位热血青年于右任，因为写了反诗遭到清政府通缉。他只好来到上海，投奔马相伯。马校长对他说：“今天你就可以入学震旦，我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宿费。”
于右任因此得到避难与学习的机会，经过刻苦攻读，他最终成为知名的革命家、学者，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
此外，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等名人都是震旦的学生。
两年后，耶稣会决定改变震旦大学的教育理念，因此与马相伯产生了严重分歧。
于是马相伯带着学生离开，到江湾地区重新建立了复旦公学。校名“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表达了马相伯先生教育救国，振兴中华的殷切期望。
马相伯告诫复旦的学生，“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学习，成为对中国有用的人。
他秉持中华传统中有教无类的理念，只要是愿意求学者，复旦都向他们敞开大门，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后来复旦大学在李登辉（不是台湾的岩里政男）带领下，成为中华名校，培养的人才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辛亥革命后，马相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暂时搁置办学，而从事政治工作。曾短期担任南京市长，又是北京国会的议员。
不过北洋集团的种种作为，让他心灰意冷，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教育救国的活动。他相继建立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等等学校，让中国妇女走出闺门，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
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时，极力推动教育改革。作为他的良师益友，马相伯教诲到：“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其教育树人的理念，对于今日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03
在民国初年，马相伯与英敛之两位中国天主教的教育家，曾经给罗马教宗写信，希望“派才高德硕之士，来华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可惜因为一战爆发而搁浅。1920年，本笃会神父奥图尔来华考察，与英敛之会谈，并向罗马教廷汇报。于是教廷决定在北京设立辅仁大学，并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
此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马相伯再次出山，参与了辅仁大学的创办与教务工作，为学校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嘱咐师生说“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对辅仁给予了深切希望。
辅仁大学此后成为与燕京、北大、清华齐名的北平四大名校，更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中保存了中华文脉，有效抵御了日本的奴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已经91岁高龄的马相伯，看到国土沦丧，痛心疾首。他不顾年老体弱，继续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他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在他呼吁下，江苏等地建立国难会，为英勇抗战的东北义勇军筹款。
马相伯告诫全国民众“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激发他们的抗战热情。因此他被称为“爱国老人”。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已经97岁的马相伯在日寇逼近上海时，为了不当亡国奴，选择了到大后方。他辗转各地，于1939年来到了越南凉山。此时，马相伯病得非常严重，可他还是惦记着祖国的安危，在病床上还在关注着抗战时局。
他对中国的现状感到悲怆。无奈地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10月20日，马相伯听闻国军取得长沙大捷，异常兴奋。竟为此夜不能寐，导致病情加剧。于11月4日安息，结束了其传奇百年人生。
于右任为马相伯题写挽联称：“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这是对爱国老人马先生一生最好的总结。
马相伯一生见证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奋进，他以耶稣基督救世博爱的理念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积极投入到教育救国当中，创办了多所大学，为中华崛起而办学。
而在祖国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以九十高龄挺身而出，呼吁国人奋起抗战。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正是马相伯百年传奇人生的最好注解。他的崇高品德、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与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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