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下一步，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多措并举扩大居民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形成“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然王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进行了战略部署。7月30日、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持续疲弱，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5%。下半年以来，各部门鼓励和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随着相关政策落地见效，近期消费数据有一定改善。未来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实落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有望不断释放。
当前，我国消费面临一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比，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特征较为明显。
一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6%，不但远低于美国(81%)、日本(75%)、德国(72%)等发达经济体，甚至明显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接近或落后的国家，比如土耳其(72%)、印度(72%)、印尼(67%)。二是服务消费占比明显低于主要经济体。2023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偏低，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45%，远低于美国(68%)、日本(57%)等发达经济体。三是核心CPI自2013年有数据统计以来，大部分时间都位于2%以下，疫情以来基本位于1%以下。2012年以来，PPI同比已出现三轮负增长，2012年3月—2016年8月，PPI同比负增长持续54个月；2019年7月—2020年12月，持续了18个月；2022年10月—2024年10月，持续了25个月。
第二，周期性经济因素以及疫情短期冲击，直接造成消费持续疲软。
点评:据悉，马斯克本人也是一位游戏爱好者，他在12岁时就以5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一款他自己开发的游戏。马斯克曾公开批评《刺客信条影》采用黑人主角的选择并称“DEI将扼杀这款游戏”。近期，他还对《宣誓》在游戏中加入性别代词提出反对意见，并与该作的艺术总监发生了冲突。
一是疫情“疤痕效应”导致居民就业不足和收入增长放缓，消费预期明显减弱。受企业投资积极性不足、“降薪潮”等宏观环境影响，居民对就业和收入前景的担忧加剧，预防性储蓄倾向持续上升，减少了消费支出。二是居民持有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形成“负向财富效应”，影响消费信心与消费意愿。2021年以来，房地产、股票价格下跌，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当前，房地产相关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已超过10%，房地产行业下行对家具、家电、装潢等相关消费也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三是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对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带来负面冲击，降低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增速放缓时财政收入下滑，进而对财政支出力度形成制约，这间接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和居民的负面预期。
第三，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对消费产生重大冲击。
从具有长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一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2024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44%，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水平(50%—65%)。2024年上半年，上海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4735元，而西藏、甘肃、新疆等地方不足13000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是农村居民(11272元)的2.44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中位数为17358元，中位数低于平均数(约低19.4%)，可见，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较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招商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占客户总数2.4%的金葵花及以上高级客户，其存款占总客户资产的比值高达81.2%。二是福利性财政支出占比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2023年，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14.5%，远低于日本(32.3%)和美国(22%)。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依赖个人和家庭支出填补，客观上抬高了居民部门针对养老托育等长期支出的谨慎性、预防性储蓄，压缩了消费潜力。三是宏观调控政策侧重于从供给端发力，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为实现稳增长和扩内需目标，我国以往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从生产端和供给端发力，着力扩大投资，政府和居民部门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采取的消费刺激政策主要是通过减征购置税、财政资金直补等方式鼓励相关消费，而非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等方式建立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从而导致促消费的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四是部分消费领域存在供给端约束。一方面，我国消费性服务行业发展相对滞后，总量供给不足。2020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36%左右的平均入托率。2023年，我国每千名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27.7张，低于国际通行标准(40—50张)。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体育经纪等服务行业面临一定的显性或隐性壁垒，一些消费领域结构性过剩与不足并存。当前，在现代农业领域，低端化、同质化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明显过剩，中高端消费品以及高品质、特色化服务供给相对短缺，尚不能均衡和充分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下一步，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多措并举扩大居民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形成“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短期应通过直达转移支付等措施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中长期应增加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短期内，丰富和完善直达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政策工具，由中央财政出资，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青年、农村贫困家庭和65岁以上老人、三胎家庭等需要重点扶持的群体定向发放补贴，可尝试运用数字人民币发放补贴。中长期内，挖掘以公共设施与服务为重点的政府消费潜力，增加政府在教育、体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加强对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多渠道扩展社保缴费资金来源。
二是货币政策应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在保证银行净息差总水平的情况下，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对冲实际利率上行压力，促进潜在需求释放。
三是大力促进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稳定居民资产价格预期。短期内，应通过进一步减少商品房市场的限制性措施，推动商品房流通环节减税降费和存量房收储等工作，大力促进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稳住居民资产价格预期。中长期内，应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放宽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四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要素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政府在再分配环节的调节作用，注重对居民部门的支持，调节行业间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重点把脱贫人口、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
五是破除服务消费领域的供给约束，增加中高端消费品供给，减少相关领域消费限制。近期，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挖掘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强服务消费动能、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和强化政策保障等六个方面着手，旨在扩大服务消费范围和优化改善服务消费环境，增强服务消费发展内生动能。建议进一步放开对民营和国际资本的服务业准入条件，放宽健康、医疗、养老、教育、美容、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挖掘服务业新业态，激发文体娱乐和旅游等改善型消费。充分发挥服务业创造就业的特点，推动提高从业人员收入。增加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减少对住房、汽车等相关消费领域的行政性限制。
(张然，内蒙古人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琳，公共经济研究会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