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4日，白崇禧收到马当要塞的急电，说日军攻势很猛，他连忙给军长李韫珩打电话，接电话的参谋说：“军长昨夜喝多了，这会尚未醒来。”
1938年的夏天，中日战局进入关键时期。日军在占领安庆之后，开始沿长江向西推进，目标直指武汉。
马当要塞位于长江南岸，北面隔江与湖口相望，这里水流湍急，江面较窄。此时的马当要塞，成为了阻挡日军西进武汉的最重要关卡之一。
长江在马当附近的水域蜿蜒曲折，两岸山势险峻，形成了一处天然的军事要地。这里不仅控制着长江水道的咽喉，更是通往武汉的重要门户，一旦失守，日军便能长驱直入。
为了加强马当要塞的防御能力，中国军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方在要塞修建了三级火力配置的炮台，每一级炮台都经过精心设计，可以对江面实施交叉火力覆盖。
除了建造坚固的炮台工事，中国军队还在江面上采取了大规模的阻击措施。军方调集了一千多艘大小船只，将其沉入江中，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水上屏障。
这些沉船的位置都经过周密计算，既要能阻挡日军军舰的通行，又不能完全堵死航道。同时，军方还在江中布设了大量水雷，构筑起了一道立体防线。
防御部署方面，由李韫珩率领的第16军担任主力。第16军是一支装备相对精良的部队，有充足的火炮和弹药储备。
除了陆军部队，还有鲍长义将军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2大队驻守要塞。这支八百人的精锐部队，负责着最关键防御点的防务。
整个马当要塞的防御体系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层层设防。从高处的炮台到江中的封锁线，再到岸边的守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网络。
随着日军的逼近，马当要塞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里不仅是一个军事据点，更是整个长江防线的关键一环，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武汉的安危。
守卫马当要塞的中国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恶战。然而，再坚固的防线，也需要指挥官的正确决策和将士们的英勇作战才能发挥作用。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马当要塞的防御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指挥风格。军长李韫珩认为凭借江中的沉船封锁和水雷阵，日军想要突破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因此并不把敌军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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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海军陆战队第2大队的指挥官鲍长义则严阵以待，要求所有将士二十四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应对敌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导致了防御体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就在日军准备发起进攻的关键时刻，李韫珩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他在要塞内开办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将大量军官从防务岗位上调离。
这所临时学校为期两周，不仅耗费了宝贵的军事资源，更是分散了军队的注意力。在战争即将打响之际，军官们却在教室里听课，而不是在阵地上部署防御。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李韫珩还要为这所学校举办一场盛大的结业典礼。6月24日这天，他邀请了第16军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典礼，使得许多重要岗位出现了人员空缺。
就在结业典礼举行的同一天，日军开始了对马当要塞的进攻。敌军没有选择正面强攻水道，而是采取了陆路迂回的战术，从东流方向发起进攻。
当日军在东流成功登陆后，很快就占领了香山、香口等战略要地。面对这个危急情况，鲍长义立即向李韫珩请求增援。
然而，此时的李韫珩却在酒足饭饱之后呼呼大睡，任凭电话铃声如何响起都不为所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前线将士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第167师接到了两个不同的增援命令。白崇禧命令师长薛蔚英从公路火速驰援，而李韫珩则要求他们走小路前进。
面对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薛蔚英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选择。他执行了李韫珩的命令，选择了路程更远的小路行军，这个决定严重延误了增援时机。
这种指挥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战场局势的发展。前线将士在没有得到及时增援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有限的力量与敌军周旋。
当时的马当要塞防御体系，表面上看起来组织严密，但实际上却充满了致命的漏洞。指挥官的懈怠、军令的混乱、增援的延误，这些问题最终都变成了压垮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马当要塞的陷落过程充满了悲壮色彩。海军陆战队第2大队的八百将士在鲍长义的带领下，以寡敌众，坚守阵地整整两天。
这支精锐部队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依然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充分发挥炮火力量，多次击退了敌军的进攻。
然而，战争是一场消耗战。经过持续的激战，第2大队的弹药储备逐渐耗尽，伤亡人数也超过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他们不得不做出了撤离阵地的艰难决定。
随着第2大队的撤离，日军很快占领了长山阵地。第16军虽然组织了一次反攻，但由于准备不足，指挥混乱，这次反击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战后股票外汇的杠杆，最高统帅部对这场战役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对于第16军军长李韫珩的失职行为，蒋介石下令进行军事制裁。执行错误命令的第167师师长薛蔚英被判处极刑，其部队番号也被撤销。
